20世纪初第二国际大多数政党内修正主义泛滥的情况如何？

引言

随着革命斗争、反修正主义斗争的发展，“中派”分子终于彻底暴露出自己机会主义的真面目。屡屡以“不偏不倚”自命的“中派”首领考茨基，最终堕落为马克思主义的叛徒。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左、中、右三派的出现和继续分化。

十九世纪末，第二国际各国党内便划分为左、中、右三派。左派在各国的情况虽不尽相同，但一般说来，“左派社会民主党人在第二国际内，首先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还是一个组织上没有形成、思想上没有锻炼、甚至怕说“决裂”和“分裂”两个字眼的软弱无力的集团”。在20世纪初，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真正彻底的左派是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以考茨基为首的所谓“中派”，口头上挂着马克思主义词句，实际上起着掩护机会主义的作用。

各国党内的右派尽管表现形式不同，但本质上都是一致的，都企图从根本上否定马克思主义学说，特别是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左、中、右三派的出现和继续分化，是第二国际各国党行将瓦解的征兆。修正主义出现后，在第二国际大多数政党内，首先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不仅未遭到毁灭性打击，而且日益泛滥起来。伯恩施坦的著作成了各国修正主义者案头必备之书。

与理论上趋向修正主义的同时，在实际工作中第二国际各国党内的修正主义者的叛卖行径也更加频繁。第二国际各国党和工会的修正主义首领，不仅不积极领导工人的革命斗争，相反，都成了破坏罢工的能手。1902年比利时工人争取普选权的罢工斗争，因为王德威尔得等人的出卖而失败；1902年在法国、1903年在荷兰，都曾发生右翼领导人破坏罢工的事件。这就造成了革命工人群众对社会民主党领导人的不信任。一贯对资产阶级国家持“迷信”态度的第二国际大多数政党，这时对资产阶级法制的崇拜，已达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

瑞士社会民主党人甚至公开宣称：他们的国家是最民主的国家，他们的司法是至高无上的，在他们的国土上不容许有反对私有制的“罪行”。这表明他们已经完全背弃了国际社会民主党人关于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根本经济纲领。在德国曾出现过这样一个具有极大讽刺性的崇拜资产阶级法律的笑谈：柏林社会民主党委员会决定某日举行一次示威游行，某郊区的党员群众虽然均乘火车按时到达了柏林，但并未能参加游行；因为没有人验收车票，他们不敢离开车站的月台！

关于英国“社会主义者”的机会主义本色，曾经伴随列宁侨居过英国的克鲁普斯卡娅作了如下的记叙：“我们什么样的集会都参加过！······大家都站起来，按着社会民主党的祈祷书唱道：主啊！请把我们从资本主义王国引到社会主义王国去吧！””这与马克思主义已经完全风马牛不相及了。此外，新的米勒兰事件也在不断酝酿和发生。

1901年，意大利的屠拉梯（1857-1932年）被约参加资产阶级内阁，他本人也表示同意，只是由于工人的反对才未能得逞。可是在不久之后，英国社会民主联盟成员约翰·伯恩士（1906年），法国社会主义者布利安和维维安尼（1906年）相继加入了资产阶级内阁，成为资产阶级的忠实鹰犬。谈到第二国际各国党蜕化时，不仅需要分清其左派和右派，更需要把机会主义领袖与广大工人群众加以严格区分。帝国主义时代，无产阶级的状况日益恶化，因而也日益革命化。

因此，列宁一方面对第二国际机会主义领袖极端卑视，同时对普通工人却怀有无限信心。甚至象英国这样一个无产阶级最资产阶级化的国度，列宁一方面探讨了英国资产阶级腐蚀工人上层的手段，同时，还是把“希望寄托在不顾一切地保存着自己的阶级本能的普通英国工人身上。”在探讨第二国际各国党的蜕化时，必须特别提到德国社会民主党，因为它是第二国际中最大、最有威望、最有影响的党。

“德国社会民主党按其组织性强、运动的严整和团结、马克思主义著作数量浩瀚和内容丰富方面来说，都是走在各国党的前面的。”但是自从伯恩施坦修正主义出现并泛滥起来以后，20世纪初，德国社会民主党已经走上了改良主义道路。十九世纪末，伯恩施坦抛出了他那臭名昭著的《前提》一书后，在一九O一年卢卑克召开的党代表大会上，公开叫喊马克思主义已经陷于“支离破碎”。倍倍尔虽然谴责了他，但大会只是通过了“带有浓厚外交气味”（列宁语）的批评伯恩施坦的决议，而且仍让他窃据党的领导地位。

从1902年起，伯恩施坦连续多年一直担任国会议员，并屡次代表德国党出席第二国际的会议。1903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帝国议会选举中获得了300多万张票，议会代表从1898年的56议席增至81议席。这一胜利使修正主义者更加嚣张起来。他们把选举的成就看作是在德国工人运动中进一步巩固他们的机会主义立场的大好机会，公然要求也来一次米勒兰主义的尝试。

奥艾尔说：“诚然，在我们这里还没有米勒兰的意外事件，我们还没有走到这一步，但我希望尽可能快地达到这一步。”伯恩施坦、福尔马尔等人甚至要求获得副议长的职位。由于修正主义者的进攻，在1903年9月召开的德累斯顿党代表大会上，就党的策略问题又展开了一次激烈的争论。倍倍尔就此问题发表了长篇演说，尖锐地批评了修正主义者。他说：“缓和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性，在二者之间谋妥协，一－这就是修正主义者在党内所要达到的目的。”他把福尔马尔和米勒兰看作是同一货色。

弗朗茨·梅林也尖锐地批评了修正主义。伯恩施坦主义者不仅不接受马克思主义者的批评，反而对倍倍尔、梅林进行了卑鄙攻击。这引起了左派的愤怒。蔡特金曾两次要求发言，可是和卢森堡一样，没有得到发言的机会，因为时间都给修正主义者冗长的演说占去了。这次会议辩论的结果，通过了谴责伯恩施坦主义的决议。然而左派迷恋形式上的统一，害怕同修正主义者决裂，结果大会仍未将修正主义头子清除出党。这就使得他们仍有可能在党内任意散布他们的修正主义观点，腐蚀党的组织。

因而在大会后，有的党员说：“虽然通过了决议，但真正胜利者却是修正主义者。”德国工会领导机关是机会主义者的主要据点。以列金为首的工会官僚集团极力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主张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进行“和平协商”，用腐朽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修正主义观点去毒害广大工人群众。他们不仅否认任何政治斗争，而且反对罢工，认为罢工是“过时的野蛮的斗争手段”。甚至象“五一”这样的战斗节日，也被机会主义者弄成了庸俗的郊游和散步。

1903年德国克里米朝工人大罢工，由于右翼领导人的叛卖而失败。德国工会总委员会主席列金在报上著文说：“罢工造成克里米朝的纺织工业萎缩，从而使它丧失世界市场上的地位。”在罢工问题上，左派同工会的修正主义领导进行过多次的斗争，但是，这个修正主义者的据点已经强大到足以迫使党的领导倍倍尔等人接受在工会组织内根本不讨论总罢工的要求。这种妥协甚至纵容的政策，遂使修正主义者更加嚣张。

结语

德国党内反修正主义斗争的不彻底性，与左派本身的弱点有密切关系。他们不了解党内不同思想、不同路线之间的对立和斗争乃是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因而对这种斗争的性质和意义认识不足。梅林把修正主义看成仅仅是一种“情绪”，帕尔乌斯把反修正主义斗争看作是“琐碎的小事”，是“多余的”。他们不懂得把修正主义头子驱逐出党的重要意义，竟宣传在“统一”的党内把修正主义“化掉”的腐朽理论。这就大大地减弱了左派反对修正主义斗争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