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的逃离故土观念

在传统文化中，逃离故土是不道德的行为，甚至被视为忘本。即便有逃离故土的人，也要“叶落归根”，不然死后就成了孤魂野鬼，不得安宁。

在以农耕文明为主的社会形态下，人们更注重故土观念。一辈子守在故土，算是一种幸福。其实，这种观念和统治阶级提倡的观念保持了高度一致。统治阶级提倡人们安分守己，老老实实种地。只要人们老实种地，不四处奔波，不游手好闲，就会保证粮食供给，保证统治阶级源源不断获得钱粮。倘若人们不种地了，统治阶级将会消亡。统治阶级宣扬神权，搞愚民统治，要人们信奉神灵，认命，而不能整天想着“我命由我不由天”。人们安分守己，老老实实种地，就会让统治阶级世世代代享受荣华富贵。在此思想指导下，老百姓大多安分守己，大多知足常乐，大多世代务农。

农民需要守住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需要遵守农时，生产粮食，还要交租税，服兵役、徭役，而不能只是自食其力。他们在故土出生，在故土死亡，甚至一辈子没有走出过村庄。那么，他们的生命只是组成群体的生命，而不会显露个体的意义。古代的农民群体人数众多，规模庞大，可以生产很多粮食，供给统治阶级消费，而他们自己却吃不饱穿不暖。大多数时代，统治阶级贪得无厌，层层加码，致使税收成了压垮老百姓的最后一根稻草。本来，他们种了粮食，交一些税就行了，起码要留足自己生存的口粮。事实上，在一些时代，大多数农民都没有留足口粮，而不是被统治阶级剥削得借贷生存，甚至成了要饭的。当然，古代社会稳定是建立在农民任劳任怨的基础之上的，而不是统治阶级疯狂盘剥，让他们生存不下去。

农民即便被剥削，被压迫，被愚弄，也都认了。他们大多读不起书，不识字，没文化，只是听官员的，听族长的，也就失掉了自己的判断力。他们认为，只要活下去就行，没必要追求大富大贵。可是，活下去固然好，获得荣华富贵才能更好地活。不安分的农民要外出经商，要花费几代人的努力，供养一个书生，让书生进京赶考。只要经商赚了大钱，就可以变成豪强地主。书生考中之后，就可以做官。如此一来，不仅农民家庭翻身了，而且农民的整个家族都翻身了。但是，传统道德并不偏向于经商和做官，认为“无商不奸”，官员大多和老百姓作对，贪腐严重。为何会产生这样的思想？

因为农耕文明本身有着排他性，排斥除却农耕之外的人物。商人和官员都“不事稼穑”，不种地就能坐享其成。而老百姓辛辛苦苦种地，却吃不饱，穿不暖。倘若老百姓知道商人是如何盈利的，知道官员是如何搜刮的，还那么心平气和吗？会不会谴责和抨击？当谴责和抨击不起任何作用的时候，老百姓会不会揭竿而起？可以说，每个人都想坐享其成，只是囿于身份地位的限制，不能让梦想成真。当社会优质资源掌握在皇帝和官员手中的时候，老百姓就没办法实现逆袭了。

构成老百姓的人群之中，农民人数最多。农民都想做皇帝，但几辈子都做不成。都想做官员，就要培养书生。他们似乎都有享受荣华富贵的梦想，却不能成功，也就转而关注自己的生活，要在故土上生存下去了。可以说，农耕文明相对封闭保守，限制了人员流动，也限制了大宗商品交易，才会让农民产生故土观念。逃离故土的人被视为背井离乡，出门万事难，而且还要在老境颓唐之际，叶落归根。那么，人们是不是有种生物学中的返回故土观念？

大马哈鱼不管游多远，都要回到出生地产卵。海龟也是如此，历尽千辛万苦也要回到出生地产卵。人类当然也有类似的生物属性，故土难离，要回到故土养老。尤其在农耕文明时代，人们的故土观念比较浓厚，对离开故土的人产生一种天然的排斥。要看他们的笑话，而不是希望他们发达。于是，就有了离开故土的人被数落、被诋毁的现象。说他们忘本，说他们不爱自己的家乡，说他们见异思迁，说他们数典忘祖。当外出经商或赶考的书生发达之后，故乡的人会马上换一副面孔，前倨后恭，唯恐不能接近他们，也唯恐不能沾他们的光。

其实，经济发展需要解放农民，让他们离开故土，到城里打工。但传统文化没有那么多经济学因素，只是要把农民牢牢束缚在土地上，也就有了浓重的故土观念。离开故土的人大多不被看好，能发展好的要衣锦还乡，算是夸耀一番，让乡里人徒生羡慕。但是，人们还是对离开故土的人产生天然的排斥，毕竟，大多数人都在故土守望，守着一亩三分地过日子，凭什么离开故土的人就能混得更好？在传统道德体系内，不是勤劳才是好的，投机取巧才是坏的吗？而离开故土的人就是投机取巧的人，应该被勤劳的故乡人鄙弃，也应该被谴责。而他们发达之后，就是另外一番样子了……

似乎验证了投机才是发达的途径，勤劳只能占据道德优势，却并不能发达，也不能获得荣华富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