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风暴雨中巍然挺立的两黄旗

皇太后与幼帝依靠的坚强支柱是两黄旗。而多尔衮最头疼、最要搬倒的恰恰也是两黄旗。两黄旗对皇帝的忠贞不贰，威武不屈，是他实现野心的根本障碍。他威逼利诱，分化瓦解，使尽解数拉拢两黄旗大臣，也只是拉走几个投机取巧的势利小人，两黄旗主体坚若磐石，岿然不动。最早暗中投入多尔衮怀抱的当是福临族叔拜尹图、巩阿岱和锡翰三兄弟。他们在皇帝身边，暗中充当多尔衮的耳目。所以，这几个人自多尔衮上台之后，官运亨通，扶摇直上。还有一位多尔衮用高爵位拉拢的正黄旗固山额真谭泰。多尔衮将他从二等昂邦章京（二等子）超授一等公，又委任吏部尚书要职。谭泰见利忘义，死心塌地跟着多尔衮，做他的忠实奴才。

这类害群之马的确给两黄旗带来不小的危害。他们向多尔衮提供打击两黄旗大臣的依据，说：太宗去世时，“我等凡事皆随图赖、索尼而行”，多尔衮知道这二人在皇太后心目中的位置，遂特别注意他们的一言一行。他们还向多尔衮建议：鳌拜、巴哈都不宜留在皇太后和皇上左右，应当赶走等。致使忠于皇帝和皇太后的大臣受害。他们狗仗人势，甚至竟敢轻视皇帝和太后。有一次，福临去围猎，巩阿岱、锡翰、内大臣席纳布库等人故意把他引上险峻崎岖小路，以致驾前护卫巴海骑的马失足。

福临不得已，只好下马步行。巩阿岱等三人看见，竟讥笑说：“年少不习骑射，连这样的路，都下马步行啦!”另一次围猎时，福临追射一只狍子，席纳布库迎着福临射箭，以至“箭落皇上马前”，将福临置于险境。孝端太后于顺治六年（1649年）四月十七日去世，翌年二月奉送盛京合葬于昭陵。巩阿岱、锡翰竟借口有事，拒绝参加送灵。

而以索尼、图赖和鳌拜为代表的两黄旗正直大臣，在多尔衮软硬兼施的攻势面前，始终坚贞不渝。多尔衮曾企图拉拢索尼、图赖等两黄旗大臣，入关前处罚豪格时，以索尼、图赖为豪格所恨为由，奖励了他们。清进关第二年，索尼晋二等昂邦章京（二等子）。但这二人并不动心，继续忠实奉行两黄旗大臣职守。此时，有些王、贝勒、大臣，只知谄媚摄政王，而不尊崇皇上。尤其是多尔衮的哥哥英亲王阿济格，气焰嚣张，竟敢公然谩骂顺治帝是“八岁幼儿”。索尼报告摄政王，请给阿济格处罚，多尔衮拒不接受。而且多尔衮见索尼不肯就范，决定利用谭泰打击索尼。谭泰讦告：索尼认为多尔衮夸大了攻克北京的功劳，曾对人说：“所攻克的燕京不过空城一座，剩下的只是流贼，何功之有?”谭泰还挖空心思地搜罗一些有影无踪的鸡毛蒜皮之事，揭发说：索尼曾以内库的漆琴赠送人；又曾令仆人在禁门桥下捕鱼；见库院草丰，使牧者在院中秣马；索尼骂他“背主”等。图赖、鳌拜等两黄旗大臣，无人给他作证。尽管如此，多尔衮仍以谭泰之言为据，将索尼革职。

图赖是清开国名臣费英东之子，一生经历多次大战，勇冠三军。顺治二年，跟随豫亲王多铎扑灭南明弘光政权，回师北京后，见多尔衮权势日增，有些人不将皇帝放往眼里，乃于顺治二年十月上书，表示对这种歪风不能容忍，发表自己效忠皇帝的誓言：“图赖当年效力太宗，王之所知。今图赖之心，亦犹效力于太宗，不避诸王贝勒等嫌怨，见有异心，不为容隐。大臣以下，牛录章京以上，亦不徇隐其过恶。图赖誓之于天，必尽忠效力。”图赖的誓言，一字一句，掷地有声。这不仅是图赖个人的誓言，而且是两黄旗的大部分官员，乃至其他各旗不满多尔衮及其兄弟欺上压下行为者的共同决心。

索尼等两黄旗大臣的一再警示，迫使多尔衮不得不公开表态。顺治二年十二月，他遣人传话给王公大臣等：“今诸王、贝勒、大臣，只知谄媚于我，未见有尊崇皇上者，我岂能容忍此种行为?”不久，多尔衮又谕内三院，以后在外差遣诸王大臣向皇上奏启：“止令具本御前，予处启本著永行停止。”但言不由衷，不久又故态复萌。

图赖随多铎出征江南时，正在领兵西征的谭泰极为不满，认为这种安排使自己失去一次立大功的机会，便派人对图赖说：“我军道遇险，故后到。请留南京给我军夺取。”图赖对这种不顾全大局、追名逐利之人很反感，立即向多铎揭发。多铎写信，派塞尔特送交索尼，由索尼转交多尔衮。但塞尔特却把信给牛录额真希思翰看，希思翰命他扔到河里，以保护谭泰。图赖回京后向多尔衮报告此事，追查信的下落，塞尔特谎称已交索尼。多尔衮以为得到整治索尼的好机会，交诸大臣议处，议索尼罪当斩首。索尼申辩说：我以前揭发过谭泰隐匿谕旨之事，又怎能藏匿这封信来庇护他呢？多尔衮无言以对，又去审问塞尔特，他这才招供实情，并供出：谭泰派人让他不说实话。多尔衮弄巧成拙，不得不给索尼昭雪，复世职二等子，而将谭泰下狱，定为死罪，后又放出，并加重用。

两黄旗的最大功劳是阻止多尔衮篡位当皇帝。顺治三年（1646年）五月，多尔衮夺皇太后和顺治帝的调兵之权，将存于大内的信符贮于摄政王府。翌年十二月，以“体有风疾，不胜跪拜”为由，停止对皇帝行跪拜礼。大约在顺治四年到五年三月前，多尔衮公然提出一个以他为帝，以福临为太子的篡位方案。他亲自到皇宫内院去，诳称太祖原定传位给他，皇太极即汗位，“系夺立”，应位归原主；而今天下统一，福临坐享其成当太子，可以在将来再正式登皇位。强迫皇太后母子同意他的称帝方案，但未能如愿。他还找过两黄旗大臣，也遭到抵制。由于各方面，特别是两黄旗大臣反对，他的阴谋未能得逞。

多尔衮对不肯屈服的两黄旗大臣耿耿于怀。顺治五年（1648年）三月初四日，迫害郑亲王济尔哈朗的当天，残酷打击落在两黄旗大臣的头上。鳌拜巴图鲁免死赎身。索尼尽革所有职务，赎身，罢官为民，迁居盛京昭陵，剥夺他的投充汉人、以往所赏的蒙古及部分家产。其兄弟子侄为侍卫者皆革退。图赖虽死，也被论罪，享堂被拆毁。剥夺其子辉塞所袭一等公爵，并夺其投充汉人、所赏蒙古及部分家产。其兄弟子侄为侍卫者均革退。图尔格也已不在人世，仍被论罪，夺其子所袭之三等公爵，并夺投充汉人及所赏蒙古；其弟遏必隆免死革职，没收其母子家产一半，夺其所属牛录人丁。他们的罪名是“谋立肃王为君”、私结盟誓、迁都时允许郑亲王在皇帝前立营等三条。这些罪名均源于图赖、索尼、鳌拜坚决反对多尔衮继承帝位，抵制他的谋篡帝位方案。他曾向亲信抱怨：“若以我为君，以今上（福临）居储位，我何以有此病症？今索尼、鳌拜辈，意向参差，难以容留，遂将索尼遣发，鳌拜问罪。”多尔衮不打自招，他之所以惩治索尼、鳖拜，根本原因是他们反对他称帝。

索尼、鳌拜是两黄旗的骨干与核心人物，皇太后母子的得力助手，没有他们，其困难程度可想而知。有人甚至用“风雨飘摇”形容顺治帝岌岌可危的皇位。不过，两黄旗大臣和广大将士不畏强暴，宁折不弯，前仆后继，始终忠于皇太后母子，时时刻刻关心他们的人身安全。索尼在顺治五年三月被“遣发”后，多尔衮曾有意重新起用他，对亲信们说：“索尼虽不附我，然而，商议大事没有人超过索尼，难道索尼至今仍不省悟吗?”巩阿岱、锡翰领会多尔衮的意图，前去充当说客，要鳌拜、索尼改“过”自新，说：“从前我们一心为主，生死与共的誓言，都不足为凭。”遭鳌拜、索尼严词拒绝。

顺治七年（1650年）七月初十日，多尔衮卧病摄政王府，抱怨福临不来探望他。于是，锡翰、冷僧机、席纳布库遣散皇上侍卫大臣等，直接送福临到睿王跟前。当时正黄旗蒙古护军参领喀兰图，刚刚值完班回家，听说皇上扈从人数不多，立即持弓矢、带部众，赶到皇帝身边警戒防卫。由此可见，多尔衮如欲加害于皇太后母子，或有其他异动，也并非易事。他对这种形势看得很清楚，哀叹：“侧目于予者甚多”，担心自己的安全；而羡慕福临母子，因为“两黄旗大臣侍卫等人皆信实”。